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
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兀，因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，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，更具体地说是商鞅的思想。
当然了，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注疏，都是汉代经学家的记录，近代又有人对它的断句以及释意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。
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儒家子学不是法家，又有点跑题了，再拉回来。
经学对子学的改造，重点是改造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，但仍然保留了儒学中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内涵。
考虑到当时的客观环境，这种改造其实也是必须的。子学的缺点并不是它落后，事实恰恰相反，而是它在某些方面太超前了，过于理想化。
经学的改造看似是一种退步，但恰恰能满足当时的治理需要。
在农耕文明的时代，只要还没达到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，这一套工具基本都是有效的。
但是因为土地集中、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，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，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，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。
直至近代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，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。
儒家研究的对象是“人与人”，它的价值，不论是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，不能将之万能化，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。
后世的理学与心学，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，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，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以儒家为工具，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、几乎所有的“苛”。
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，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。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，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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