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、政事、发令、商榷——分别在不同殿廷上朝，则为历朝通例。明初，朝会原是有功能分布的，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、望朝在正殿，早朝在正门，晚朝在便殿门。但在发展中，形成早朝独重的局面，这主要是晚朝长期停废造成的。晚朝自英宗即位后长期停废，景泰及弘治初曾试图复兴，但都维持不久。所以君主听政之所，实只有正门早朝，早朝乃等于常朝。
早朝和晚朝合称常朝，除了必要的礼仪，以处理政事为主。但晚朝初无定制，其实晚朝与午朝实为一事，称谓不同而已。朱元璋时，晚朝或于奉天门，或于右顺门。永乐时在右顺门，宣德后在左顺门。早朝与晚朝的政事安排是这样的：“百司皆於早朝奏事，非警急事当奏者不须赴晚朝，听在司理职务，惟通政司达四方奏牍，早晚须朝。”也就是说，晚朝以奏“警急事”为主，不需要百司都来赴朝；早、晚必朝的，只是掌管章奏进呈的通政司官。晚朝仅奏重事，参加者有限，礼仪也较轻简，君臣可从容展论，因此，它是早朝的重要补充。
朝会的性质是由高度集中的专制统治决定的，其设施也为适应其运转需要而服务。欲求明代朝会变化的原因，仍要从朱元璋利用朝会以尊“主权”，强化“主尊臣卑”关系上找原因。从历史上来说，朝会制度与宰相制度密不可分。朱元璋忌相，一人独揽大权，是造成早朝之变的首要原因。
相权过大正是朱元璋不能容忍的，因此也就造成中国政治史上一次大变革：废除宰相。但废相后，政事散于六部，无人总其纲，凡事必面君请旨而后行，于是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。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，如今他朝堂高坐，事事过目，人人皆至御前，似乎只有这样，就能做到无“欺弊”了。
宣德十年，英宗冲年即位，规定早朝奏事必须预进事目，并限制每朝奏事件数，早朝政治功能大为弱化。隆庆六年，同样是幼君的神宗继位，改为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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