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极力鼓吹工商兴国之论。这些社论借着皇帝下达的设省诏，反复宣扬扩土而国力不衰者，皆因变法大兴工商之故。
工商！工商！万历十四年的大明，以宗室和勋贵为主体的资本家、出卖土地转投工商业的新财主、以经销新产品发家致富的富商们终于开始从四民之末扬眉吐气起来，他们冲上了舆论阵地并叫嚣着，要求朝廷出台新的律令，一种能够保护他们的律令。
《新民日报》发表京师大学校长王世贞社论称：大变法以来，皇帝陛下多次下诏，鼓励工商。凡有以权势夺人产业或者欺行霸市的，轻者夺爵免官、重则判刑流放。
但政事堂和朝堂众臣却对皇帝的作为视而不见，致使保护财产的法令迟迟不能出台。万历十一年报纸上已经鼓吹要出台《鼓励营商章程》，三年多来却反复难产——官府保护皇帝子民的私有财产，本就是应有之意，为何衮衮诸公长时间置若罔闻？
与王世贞的理性呼吁不同，何心隐发起疯来则让人害怕。在《“士、民”之辨析》这篇文章中，他非但第一个提出了任何人的人身自由不得非法禁锢，任何合法财产都不应被非法剥夺的观点，更将矛头指向了“天下之大害。”其振聋发聩之论如下：
“士者，学以居位曰士，以才智用者谓之士，以能事其事者称士或以卿、大夫、官身者为士。《传》曰民天地之中以生；众曰氓，曰萌，注云：变民言萌，是言萌而无识也。果如是乎？”
“所谓‘四民’者，德能居位曰士，辟土植谷曰农，巧心劳手成器物曰工，通财货曰商。今论农、工、商者，民也，与士相区别，果如是乎？”
“孟子云：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。若民，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果如是乎？”
先发问，再找出问题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，是何心隐的拿手好戏。“今论天下有“恒产”者，宗室也、权贵也、官身者也，此均为士者乎？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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