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用。
而明朝中后期，基本不会见到有吏员转官的记载，大多数还是为杂官。
而这些胥吏杂官偏偏还采取就近原则，于本地服役，因为觉得他们长于地方，熟悉乡里，可以成为沟通官民的媒介，有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，促成政务的具体实施。
这……也不能说没道理。
只是实际当中已经完全变味。
而官员的任用，一般是要回避家乡的。
所以说官员很难形成威信，老百姓都知道你会走的。
真实的情况，便如那位黄四郎——他只是流水的县官，您才是铁打得老爷。
许多官员本身也知道自己要走，那么自然懒得去捅一个地方的马蜂窝，只要不出大事，随便下面人整，他主要需要把上司给伺候舒坦了，三年一过，贿赂贿赂，弄个优等什么的，又到别处去当官了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嘛？
这一套官和吏的逻辑如果理得清楚，就会发现其实一个地方的治理的好不好，真的不是来一个会读书、品行好的知县就可以的。
朱厚照对这一套都是清楚的。
所以他才问那个问题。
如果做官无望，是不是就是一心敛财？
而对于杨一清来说，他要考虑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，“胥吏乃末流，自太宗、宣宗、宪宗以来对胥吏入官多有限制。便是知其学识、品行不足为官。胥吏不许科举、不能为官，此皆为祖制，臣请陛下，三思。”
朱厚照不是真的十九岁、长在宫里的少年。
他内心知道，胥吏的处境越发艰难，关键是有一个群体不接纳他们。
这个群体就是官员本身。
道理也简单，我寒窗十年苦读考中进士才可以做官，你一个胥吏凭什么也可以和我一样？
再者说了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给你们占一点儿，我就少一点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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